心，自必帖然就抚。抚局既定，剿局亦终。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，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。”他还指出，如果只是“空言”招抚，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，那就是“徒以抚愚贼，是即以贼自愚，此不终日之计也”。最后，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大笔金钱，效果却不一样；“况费之于剿，金银一去不还，且斩首太多，上干和气。费之于抚，金钱去而民在，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，盗息民安，利莫大焉。

　　杨鹤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，他从比较长远的观点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，主张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面，帮助农民复业。这样做不仅可以弭患消萌，而且农民安插既定之后，**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，所以说“利莫大焉”。如果一味主剿，把钱用于军费，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，花掉的钱不能通过赋税形式收回来，而且他自己的经验也证明，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，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来越多，剿局既不易结，后患也更加严重。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杨鹤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员的支持，崇祯皇帝也一度认可。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当中，朱由检就明确指示陕西参政刘嘉遇说：“寇亦我赤子，宜抚之。”刘嘉遇连忙答应道：“今正用抚。同月，朱由检在内外臣工的再三呼吁下，勉强拿出帑金十万两，派御史吴甡赍往陕西放赈⑸，“招抚流盗”。为此发布诏书说：

　　“陕西屡报饥荒，小民失业，甚至迫而从贼，自罹锋刃。谁非赤子，颠连若斯，谊切痌瘝，可胜悯恻。今特发十万金，命御史前去，酌被灾之处，次第赈给。仍晓谕愚民，即已被胁从，误入贼党，若肯归正，即为良民，嘉与维新，一体收恤。

　　但是，其实杨鹤也在这封书信里和周暨提到了自己的难处。

　　招抚容易，善后难，既然百姓已经走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，那就是已经走投无路，招抚就应该给予他们活路，但是，放眼督抚治下，哪里还有给他们活路的东西？赈济就别想了，就连杨鹤上报的减免积欠，减免今年赋税的建议，都被那些重新掌权的清流串掇着皇帝驳回，理由竟然可笑——既然我们恩典了他们既往不咎，那他们就应该结草衔环的回报圣上洪恩，食土刨肉才显赤诚，因此更应该完粮纳赋以报国家，按照清流们的决议，不但依旧要他们缴纳积欠新赋，而且还要表现出对皇恩浩荡的感念，还要加倍。

　　杨鹤拿着这道狗屁不通清谈无物的邸报，除了苦笑就还是苦笑了。

　　没有赈济，没有减免，而且还要加征，那人家还受招抚干什么？真不知道这帮清流的脑袋都长着干什么了。

　　大明交给这些人，还不如一力压迫士绅富户，绝对不侵扰小民的魏忠贤来的安稳呢。

　　小民不知道这其中的关窍曲折，只听说是皇上的恩典，总督的传达，周暨老爷的执行，那还说什么？这就够了。

　　当时有签丁军汉跪倒在地嚎啕大哭：“老天爷啊，您终于开眼啦，让我们盼到了总督大人，周暨老爷这样的好官，让我们的苦难传达到万岁爷的耳朵里啦，呜呜呜”

　　大庆也迷糊的看着周暨，好半天，吭吭哧哧的问道：“大老爷，真的吗？”

　　周暨坚定的点点头：“真的。”

　　老爹再次满含热泪的拉了下大庆：“还不感谢老爷洪恩，感谢皇上体恤？”

　　大庆想了半天，在老爹一再催促下，慢慢的弯下了腿，给周暨跪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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