府钱粮恢复元气，一旦缓过劲来，继续反叛，屡抚屡判，这样的教训还少吗？这就是现在陕西流贼遍地的原因。”此言一出，底下一些官员心中不由腹诽，过河拆桥的东西，没有杨总督提拔你还是个小小督粮道，在这里指责恩主老上司，做人也忒不厚道了些吧。剩下的一部分官员却轻轻点头赞同。

　　其实，在朝堂之上，那些清流士大夫常有杨鹤主抚遗祸天下的说法。他们认为，“流寇”初起的时候力量并不大，只要调集官军一鼓而歼之，就可以把农民起义扼杀在摇篮之中。只是由于杨鹤一意主抚，才使农民起义得以发展起来，以至于不可收拾。因此，在主剿派的心目中，杨鹤成了众矢之的，被视为罪魁祸首。

　　但其实，大家也是冤枉了杨鹤，他本人也并不是一味招抚，是秉承着以剿为辅助，招抚为主导，要不也不会跟吕世狠狠的在延川打了一场恶仗，而后又回到米脂，和高迎祥再打一场，他希望以这种打击做条件，压服各地杆子，再行招抚。招抚之策，其实也是为着这个大明，也是无可奈何下的办法。

　　崇祯初年二月，明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病死，朱由检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接替。

　　杨鹤抵任以后，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，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去，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，官军疲于奔命，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已。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。另一方面，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，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，穷于应付。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，杨鹤才提出了招抚为主、追剿为辅的方针。

　　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面，帮助农民复业。这样做不仅可以弭患消萌，而且农民安插既定之后，**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，所以说“利莫大焉”。如果一味主剿，把钱用于军费，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，花掉的钱不能通过赋税形式收回来，而且他自己的经验也证明，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，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来越多，剿局既不易结，后患也更加严重。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但屡抚屡判也是有原因的，皇上原来以为只要颁发一纸赦书，略加赈济，就可以把起义农民遣散归里，依旧充当纳粮当差的“良民”。他不仅没有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，反而加紧了压榨。崇祯二年七月，户部左侍郎李成名眼见催征饷银实在难以足额，建议以九分为率，朱由检却仍坚持按十分通融。

　　三年九月，巡按御史李应期要求豁免陕西一省的欠赋，朱由检拖到这年年底，才勉强答应免去崇祯元年和二年积欠在民的税额，当年的欠税仍不准免，饥民们拿着受抚时发给的“免死票”回到家乡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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