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王锡爵，丢脸的却是朝廷，如果王锡爵畏罪自杀，那大家都有了体面和余地。

　　在政治倾轧之中，余地非常重要，有余地，才有进退的空间和尺度，非要逼的双方兵戎相见，刀刀见血，那就是党锢。

　　亡国有三，求荣得辱、政怠宦成和党锢盈天。

　　党锢盈天，就是为了彼此倾轧，连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规则都完全抛弃，一点小事，都能斗的你死我活，而对天下的影响，就是朝令夕改，朝廷完全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和干涉，这就是党争最可怕的后果。

　　比如北宋年间的党争，新政和旧政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的意义，完全的为了反对而反对，早上接到的政令是青苗法，晚上接到的政令是废除青苗法，这地方官只能按着自己的意思来，谁知道朝廷今天刮得什么风。。

　　群龙无首，各自为政。

　　大明党争最激烈的应该当属万历末年到崇祯年间，齐楚浙西东林阉党，你方唱罢我登台，最后的结果就是黄衣使者不出京，皇帝的使者，再无法走出京城。

　　而党锢对皇帝的危害就是，皇帝这个裁判，失去了他的价值，因为皇帝的裁决权，失去了效力。

　　朱翊钧之所以给王锡爵这最后的体面，一来是不搞扩大化，二来，则是王锡爵背后那群势要豪右们，朝廷也要用他们，目前民间能够参与到海贸的还是这些势要豪右，而且造船的漫长产业链里，他们也占据着很大的份额。

　　比如桐油的供应，就是由湖广和江西、福建的桐园提供，比如眼下能买得起船，雇的起人，找的起舟师的主要人群，还是南衙诸府的势要豪右。

　　万士和与皇帝这次的默契程度不高，万士和想问要不要抄家牵连，而朱翊钧则是理解为了万士和求情，万太宰既然求情，那多少要给点面子，从斩首到畏罪自杀的区别其实不大，都是死。

　　吕调阳开始写浮票，而朱翊钧则是陷入了些沉思。

　　在原来的历史线里，万历皇帝的彻底摆烂，就是连奏疏都不批，就是从王锡爵做了内阁首辅开始的，因为王锡爵告诉万历皇帝，不顺心的奏疏，可以不批，留中不发，自此之后，万历皇帝真的就不怎么批阅奏疏了，如此摆烂三十年。

　　万历初年的张居正，在陈五事疏里明确提出了御门听政、宣见廷臣、应批尽批等要求。

　　张四维当内阁首辅那几年，啥事没干，就鼓噪声势折腾张居正死后的名声了，最后张居正家里什么都没抄出来，张四维被骂的极惨，回乡丁忧，不久便病逝了。

　　而张四维之后，则是申时行，申时行是个和稀泥的糊涂虫，这头劝皇帝，那头劝朝臣，两头劝，越想讨好两头，越是两头都不讨好，最后受了一肚子夹板气的申时行，思前想后，这首辅，谁爱干谁干，反正他不干了！

　　申时行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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