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和张居正的新政有重合的地方，是同志、同行、同乐之人。

　　杨博说张四维首鼠两端不为人臣，说葛守礼憨直，说王国光慎独，杨博看人真的很准。

　　朱翊钧和王国光聊了很久，才确定了扩大铸钱的规模，将兵仗局的规模进一步扩大，从每年五十万银币的规模，在五年的时间内，升级到每年一百五十万银币，同时加大对云南滇铜的开采力度，将铸铜钱的规模从现在的每年三千万钱，在五年的时间内提升到每年三十亿钱，而滇铜的开采和铸钱，需要黔国公府的支持。

　　王希元前往云南任巡按主持滇铜之事，黔国公已经表态，全力支持，而且从王希元的奏疏上来看，黔国公府真的在全力支持开采滇铜，要人给人、要粮给粮，平整官道驿路、疏浚水路、遣使与土司苗民沟通有无，确保滇铜顺利开采还出滇铸钱。

　　黔国公府考虑的和当地势要豪右的完全不同，黔国公府的权力来自于大明皇帝的册封，如何通过开采滇铜，增加朝廷在云南的影响力，是黔国公府首先考虑的问题。

　　因为在云南，大明朝廷的影响力，实际上是通过黔国公府实现的，大明朝廷在云南的影响力越大，黔国公府的收益也就越大，交通、经济、文化等等，朝廷和黔国公府是互利共生的关系，云南郡县属于中原王朝得从忽必烈攻破大理算起。

　　在忽必烈灭大理之前，云南这个地方，一直属于外藩，云南这块地方归属于中国的时间，不过区区三百年，这还要算上胡元宽纵统治离散状态，除去胡元宽纵统治，云南地方，隶属于中国不过两百余年，比安南国隶属于中国的时间还短。

　　在大明初建的时候，云南仍有大量的土司，而这些土司在这两百余年的时间里，随着黔国公府的日拱一卒已经逐渐消亡。

　　大明强，则黔国公府强，大明弱，则黔国公府弱，大明亡，则黔国公府亡，这是大明朝廷和黔国公府的关系，也是大明朝廷和吕宋总督府、长崎总督府的关系。

　　共兴衰、同荣辱。

　　这是开海过程中的制度探索的过程，这对皇帝而言是极其枯燥无聊的，云南、吕宋、长崎，都远在天边，甚至这辈子朱翊钧都不会过去看看，讨论一个只存在于堪舆图和奏疏里的地方，实在是有些高谈阔论。

　　制度探索，也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。

　　这也就是为何国姓正茂老是给皇帝送美女的原因之一，皇帝虽然到不了吕宋，但是知道吕宋现状的女子，是陛下的枕边人，那么吕宋在皇帝的眼里，会更加真实几分。

　　王国光通过经济的手段在进步的集权，集权，是帝制之下制度设计的必然。

　　朱翊钧让冯保送走了两位臣子，单独留下了侯于赵，然后带侯于赵来到了宝岐司，宝岐司有多种农作物，五年如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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