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半人生的收容所，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危险中获救，连冲上大街撞汽车都能捡回一条命。她的手臂满是无数次割腕留下的疤痕，医生最近对她说，她已经没有柔软的肌肉组织了，如果还继续割伤自己，伤口就没法愈合了。她的腹部皮肤是一块块补缀起来的，因为她有好几次置身烈火中。她试过上吊（用塑胶绳、鞋带、量血压的带子）——直到“我脸都发紫了”——脖子上的痕迹就是证明。她的眼皮被香烟烫伤的地方起了皱。她的头发稀疏，因为她扯掉了头发，她的部分牙齿因服药的副作用而蛀烂——长期的口干会造成牙龈炎。那时候，她所服的药物处方是一百毫克的Clozaril，一天五颗：二十五毫克的Clozaril，一天五颗；二十毫克的Prilosec，一天一颗；二百毫克的Seroquel，一天两颗；五毫克的Ditropan，一天四颗；二十毫克的Lescol，一天一颗；十毫克的盐酸丁螺环酮，一天六颗；二十毫克的百忧解，一天四颗；三百毫克的Neurontin，一天三颗；二十五毫克的Topamax，一天一颗；以及两毫克的Cogentin，一天两颗。

　　我在宾州拜访州立机构诺利斯镇医院时，第一次碰到安琪。她是那里的病人，我被她因药物而造成的臃肿身躯吓坏了。但在一群眼神涣散的病人中，她还算是比较专心的。“她非常贫苦，”一位护士告诉我：“但天性可爱。安琪是特别的人。”当然，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，但安琪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无助感，以那样身世的人来说，她是其中非常特殊的。在苦难与其造成的后果背后，她是个热心、充满幻想又大方的人，可爱到会让你忘记残酷的表象。安琪的人格受到遮蔽，但尚未完全被疾病摧毁。

　　我逐渐摸清楚安琪和她自残的模式。她最喜欢的割腕工具是铁罐盖。她曾经细细地割伤手臂，严重到要缝四百针。她对我说：“割伤自己是唯一会让我有快感的事。”要是拿不到罐头，她就把牙膏管拆开，用来将肌肉割成一条条。连因为自残烧伤自己而经过清创术（以手术割除腐败的肌肉组织）后，她都还要割自己。在诺利斯镇州立精神病院的小世界里，“我曾经进入五十号楼——紧急处理中心，”她对我说：“我一割伤自己就会被送进去。我原来是去十六号楼，但现在是去五十号楼。目前我住在一号楼，一般住院病房。休息的时候，我偶尔会去三十三号楼参加卡拉OK之夜。这个时候我得回医院，因为身体的恐慌会不断袭击我。我的心一直跳跃，停不下来，把我吓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得不冲进洗手间——我整个身体对小小焦虑产生的反应非常敏感！昨天我们到商业区，那里好可怕，连小店都很可怕。我得吃一大堆劳拉西泮（情绪稳定剂）——就算吃了我也不敢上街。我害怕自己会发疯。昨天我很快走进店里，再跑出来冲进洗手间，来回十多次。我实在受不了。当我离开医院到那里时，我会很害怕，但要走回来时，我又害怕回到医院。”

　　她一直不能没有身体的痛苦。“我告诉他们不要缝我的伤口，放着不用管，”她说：“让伤口烂掉就算了，那样会让我舒服一点。我宁愿承受身体的痛苦，也不愿再忍受精神折磨之苦。当我筋疲力尽、无法呼吸的时候，才能让我发泄一下。如果想扎自己的手臂，用订书机钉比用针缝好，因为那样比较痛，但痛得还不够久。当我割自己的时候，我真想死——等我把自己割成一片片再烧光以后，谁还会在乎我？看吧，我不是好人。”在最严重的三年里，安琪受到一对一的监视——连独自上洗手间都不行。她曾好几次被绑在床上，关在特别病房中，还曾被罩在网里——一种让有自毁倾向的病人动弹不得的大网子。她说那些恐怖的经验，无法用言语形容。她了解所有自己服用的药，是懂很多的病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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